我能做的,也只有尽量不让福利院的男女老少看到。
因为,任何眼泪都是需要理由才能流下的。
我可不想小小年纪就被冠上有心理疾病的名头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,我甚至已经盘算好了,按这个节奏混到成年,考个差不多的大学,找个差不多的工作,继续重复我上辈子那种差不多的人生。
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的时候,表情还有点微妙。
我预感不妙。
办公室里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,五十岁上下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
院长在旁边介绍说,这位是赵多良先生,从首都来的,代表我父亲生前的老板。
我爸的老东家。
那个从我爷爷那辈就开始服务的家族。
我问了一句:“你们想干什么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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