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候，萧万雄天天在外面应酬，台北的黑美人、万华的酒家，他的夜生活永远b家里热闹，而母亲则是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，每天洗衣煮饭，准备着三餐，中午时还会牵着当时还很小的萧秉宏，走去国小帮大哥及二哥送上热腾腾的便当，再慢慢散步回家，这是他们每天微小却幸福的时光。
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一切都变了样，萧秉宏的脖子上多了一条用粗红棉线串着的铜钥匙。
他是那年代少数脖子上挂着粗红棉线钥匙的孩子，也是那时被学校特别关怀的对象。
每天下午四点放学，校门口总有许多穿着围裙、带着温暖微笑的妈妈，隔着铁栅栏等着带孩子回家，而萧秉宏总是默默地低下头，把脖子上的钥匙塞进衣服领口里，一个人背着沉重的书包，穿着磨损的球鞋，孤零零地走回西园路巷子底的那栋老房子。
推开门，屋子里永远是黑的，空气里满是cHa0Sh和霉味。
「我回来了。」他会对着空无一人的客厅喊一声。
回应他的，只有厨房里那台老旧大同电锅发出的微弱「喀哒」声，那里永远保温着一碗林秀琴出门前留下的饭菜，通常是昨晚吃剩的番茄酱炒饭，或者是盖着几片发黑地瓜叶的白饭，偶而还会附上一碗只剩几块碎冬瓜的汤。
不满八岁的萧秉宏，会熟练地搬来一张小塑胶椅，垫在自己脚下，然後颤抖着手打开电锅盖，看着电锅冒出的那一缕白烟消失在空气中，然後坐在空荡荡、黑漆漆的客厅里，吃着自己的晚餐。
有一次，他不小心打破了瓷碗，滚烫的汤淋在小腿上，烫出一整片红，他没有哭，因为他知道，就算他哭得撕心裂肺，这栋房子里也不会有人推开门进来抱住他、帮他擦眼泪。
他只是沈默地走进浴室，用莲蓬头的冷水冲着伤口，然後拿着抹布，蹲在地上把那些混合了灰尘和油水的碎瓷片，一点一滴地擦乾净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