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後写下三个字：
「用钱说话。」
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一下。
三千年，那三个字在他心里一直和某种说不清楚的肮脏感放在一起——不是因为他不懂钱，是因为他觉得土地的事情不应该靠钱说话，土地有它自己的语言，他能听懂，那应该够了。
但今天不一样了。
那些决定开发哪块土地的人、那些在招标文件上签字的人、那些把财报放在桌上做决策的人——他们听的不是土地的语言。
他们听的是钱的语言。
那个语言不肮脏。那个语言只是他们能听懂的语言，就像他用古文说话，有些人听不懂不是因为他说错了，是因为语言不一样。
他在「用钱说话」那三个字下面，补了一行：
「不是用钱代替一切。是用钱让那些不听土地说话的人，愿意停下来，做对的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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