晨光漫过军工路校区的梧桐树梢，似惊醒了栖在枝叶间的鸟雀，啾鸣声渐起。
清凉的微风从半开的窗户透过纱窗吹进屋内，驱散了几分残留的闷热。
姜言扶着裹有纱布的额头支起身，伸手撩开蚊帐，关掉了写字台上的电风扇。
“姆妈——”一声呓语在里侧响起，伴随着翻身的动作和踢来的小脚丫，一个幼儿的轮廓在暗影里显现。
拍了拍孩子的脊背，“嗯，姆妈在。”
再自然不过的动作和语气，让姜言一顿，怔然。
从沪江大学医院醒来、归家，已经三天了，姜言对自己已经有夫有子的事实，还是有点不能接受。
1966年冬，抄家的混乱记忆仿佛还在昨日，再醒来，医生和家人都告诉她，现在是1971年7月初，小学刚放假，她和儿子谢慕言的行李已经打包，只等谢家的小儿子——谢稷，她的爱人、孩子的爸爸，回来帮忙办理工作调动、户口迁移，她和儿子便要跟着对方前往三线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。
谢稷啊，记忆里最后一次见他，是1965年7月她广播学院世界语毕业回沪，清大留校的小哥过来帮忙搬行李，在火车站买票口碰上对方，得知他要回湘潭看望生病的养母，途经沪市。
有实验要做、抽不开身护她回沪的小哥，立马兴高采烈地将自己托付给了对方。
那人，清冷、寡言、难接近，火车上一天一夜，不是在看书，就是在看报，也就吃饭时，询问自己一句想吃什么，帮忙买个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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